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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6年10月5日，唐山地震后的废墟还未清理干净，空气里还飘着灰尘和消毒水的味道。北京军区的陈锡联司令正在废墟中安慰受灾的群众，突然，警卫员急匆匆跑来报告：“华总理的电话，有急事！”
陈锡联心里一沉，他知道这个时候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肯定不是小事。他拿起电话听筒，只听到华国锋坚定地说：“马上回北京商量事情，立刻出发！”说完就挂了电话。陈锡联随即登上了飞机。
飞机飞过华北平原时，他透过窗户看到漆黑的夜色，心里有种感觉，国家和党的命运可能在今晚会发生变化。
1976年2月2日，中共中央发布了1号文件，其中包含了两项重要决定：一是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，二是由陈锡联在叶剑英生病期间代理中央军委的工作。
这份文件反映了毛主席在生命晚期的政治安排。当时，周总理已经去世，邓小平因特殊原因也无法接任。在政治局里，同时拥有军事和政治背景的人只剩下陈锡联、王洪文、张春桥等少数几位。
毛主席在病床上仔细考虑，最后决定：“陈锡联自小投身革命，擅长指挥战斗，曾领导过兵团，管理过炮兵，还在国务院任职，让他来负责一下吧。”
关于“陈锡联取代叶剑英权力”的说法迅速流传开来，叶剑英的老部下们甚至直接发问：“叶帅身体好好的，为什么要换人？”
在一次电话里，叶剑英对陈锡联说：“你是不是担心我搞小动作？我要是真想搞，哪里不能搞？”陈锡联苦笑着解释：“请您留在北京，是为了在中央多留一个支持的声音。”
实际上，这次人事调整是毛主席为了制约“四人帮”的举措。叶剑英因为反对江青集团而遭到政治打压，说自己“生病”只是个借口。
陈锡联的工作环境十分敏感，他接手军委后一直坚持遇到大事就向叶帅汇报，而叶剑英也悄悄地支持他的工作。
那时唐山发生大地震，陈锡联力主调兵十万进行救灾。毛主席病危时仍圈阅批准文件。9月9日毛主席逝世，陈锡联悲痛中更加紧张，军队绝不能乱！
陈锡联在回北京的路上一直在思考华国锋说的话：“某份报纸上有一篇文章，这是个信号。”到北京后，他直接回家拿报纸，发现头版的标题把毛主席的遗言“按过去方针办”改成了“按既定方针办”。
这六个字的改动，实际上是“四人帮”假借毛主席临终遗言来夺取权力的信号。如果他们得逞，邓小平复出将会非常艰难，国家可能会陷入更加严重的动荡。
华国锋的紧急召见，是为了确定对付“四人帮”的最终计划。作为军队的实际掌舵人，陈锡联的态度非常关键。
他直接告诉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：“根据情况行动，不必逐级请示！”这句话去掉了军队调动的程序限制，为10月6日晚的抓捕行动做好了准备。
夜晚，华国锋给陈锡联打电话说：“事情已经处理好了。” 在玉泉山的政治局紧急会议上，一切终于确定下来。
玉泉山会议结束后，陈锡联马上提出放弃军权，他说：“叶帅来主持更为合适。”不过，华国锋还是坚持要他继续管理到1977年3月。
这段时期让他受到了很多批评，甚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，他还主动向邓小平承认自己“没有替您说话”，但邓小平只是摆了摆手说：“有错没关系，改正就行了。”
后来粟裕在病床上转述了邓公对陈锡联的评价：“陈锡联没有争权的念头，不会搞叛乱。”这一句话定下了基调，解决了当时的政治难题。
国际形势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。1971年，中国重新加入了联合国大家庭；1972年，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，打破了冷战时期的僵局；到了1976年，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已经超过110个。
毛主席提出的“三个世界”理论将美国和苏联归为第一世界的霸权国家，而中国则引领第三世界国家反对殖民主义，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。
1972年，虽然经济危机和外交进展同时发生，引进了42亿美元外资后，中国的财政赤字增加到了100亿人民币，城市里的失业问题也变得更加严重。
陈锡联负责的国防工业现在也面临着转型的压力，毕竟过去那种“备战备荒”的时代正在被“和平发展”的新时代所取代。
在高层权力变动的背景下，人们更加关注基本生活需求。唐山地震揭示了基础设施的薄弱，而“四人帮”的口号仍然在批判“唯生产力论”。
华国锋和陈锡联等实干家与老一辈领导人的合作，核心目的是让国家的工作重心回到发展生产和经济上来。
1999年陈锡联去世时，官方讣告中提到他在决定国家大事时勇敢站出来，这句话是对1976年那次电话的高度赞扬和认可。
回想过去，从毛主席病中将重任交给陈锡联，到华国锋深夜紧急召唤，陈锡联的决定始终坚守一个原则：军队是属于党和国家的，而不是任何派系的工具。
如今，距离那个时代已近五十年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正陷入国会弹劾的困境，他的支持率也跌到了新低。这仿佛是历史的回声，提醒我们当权力过渡缺乏制度保障时，社会终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。
1976年中国顺利过渡，离不开像陈锡联这样的军人。他们不争功，只站稳位置，虽然不是镁光灯下的焦点，但在风暴中却是最稳定的支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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